《周礼》和《仪礼》、《小戴礼记》并称“三礼”。顾名思义，这三种书都与“礼”有关。广义的“礼”指各项制度，比如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里所说的就是广义的“礼”。
这一套礼仪规范非常详细，连什么季节读什么书都有规定（“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而具体到生活上，有些说法如今有名物学上的意义，比如《周礼》中的“666”。
所谓“666”是指六畜、六兽、六禽。《周礼·天官·庖人》有言：“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贾公彦疏：此禽兽等皆有名号物色，故云‘辨其名物’。”
六畜是指马、牛、羊、豕、犬、鸡；六兽是指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禽是指鴈、鹑、鷃、雉、鸠、鸽。但据郑玄对《周礼》所作的注，禽还有另一种解释：“六禽，于禽献及六挚，宜为羔、豚、犊、麛、雉、鴈，凡鸟兽未孕曰禽。”后世禽兽连用多是从郑玄的说法。
这一篇先说说六畜。
论驯养年代，狗、猪、鸡最早，考古学家郑本雄认为磁山文化时代这三种动物已经为人驯服。而马、牛、羊要晚一些，都是龙山时代才出现，其中马最晚。而有意思的是当六畜都出现之后，越晚驯服的动物反而地位越高。
最初并非如此，在狗、猪、鸡常有而马、牛、羊不常有之时，猪地位最高，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就是一例。但商周时马就后来居上了。据考古研究显示，犬和猪的驯化在东亚和西亚均可追溯到近万年，牛和羊西亚明显早于东亚数千年，鸡则东亚更早，马的最早驯化地是中亚。所以马地位高首先是因为它难得。
因为马难得，所以直到汉朝，普通民众都不太能见到马，更别提驯养了，所以说到牲畜往往不提它。《汉书·地理志》就明确说到：“‘民有五畜，山多麋鹿’，唐颜师古注‘五畜—牛、羊、豕、犬、鸡。’”
马也是六畜中唯一不用被吃的一种。比如《灵枢经》归纳总结了五种肉的味道：“牛甘、犬酸、猪咸、羊苦、鸡辛。”但就是没提马肉。
这是因为马其他责任很重。马首先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没有它就没有战车，没有骑兵，没有北击匈奴八百里。因此对马的管理是有专职的，周朝专设校人管理六种马：种马、戎马、齐马、道马、田马、驽马。“种谓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驾种马，戎路驾戎马，金路驾齐马，象路驾道马，田路驾田马，驽马给宫中之役。”
这说明当时对马品级的鉴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子马与母马的相像程度，而从为马分配的职责也可以看出对周天子来说究竟什么事情最重要，最重要的显然是玉、兵和钱。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国家主义、国防和财政。
马也是唯一一种有明确数量规定的畜物，其他五种都没有，理论上能养多少养多少，马则不同。周末期诸侯各国竞相养马，纷纷突破“邦国六闲，马四种”的规矩。“闲”是一种单位，“每厩为一闲”，按规矩“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邦国六闲，马四种。家四闲，马二种。”这规矩到战国就被彻底打破了。其实十二闲也没有多少马，总数三千四百五十六匹。
牛和羊地位仅次于马。《左传》里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六畜中选出五种用于祭祀，那就是牛、羊、豕、犬、鸡，如果选出三种用于最高祭礼，那就是牛、羊、豕。《国语·楚语》也说：“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
而这里所说的“食”，并非天天吃，《礼记·王制》云“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周礼·天官》记载周天子“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
不过汉以后，狗反而逐渐被撤下了餐桌，原因一是肉类生产日益丰富，二是佛道两教都禁止食用狗肉。但民间食狗肉之风并不稍减。北宋崇宁年间（12世纪初），朝野发生了一场要不要禁止民间食用狗肉的政策争辩。
有一个叫做范致虚的官员，向宋徽宗提出：“京师有以屠狗为业者，宜行禁止。”原因是狗是宋徽宗的生肖，“十二宫神，狗居戌位，为陛下本命”。宋徽宗很喜欢这个马（狗）屁，果然下令“因降指挥，禁天下杀狗”。但京师的太学生带头抗议，没几年就不了了之了。
这背后有文化上的原因，狗在印欧游牧民族那里，很早就有了伴侣型宠物的含义，所以食用狗肉在印欧文化里被视为禁忌，中国则不同，而猫在中国并非本土所有，在宋朝时逐渐得势，成为最重要的宠物，所以猫肉在我国古代饮食文化中是禁忌，这一点又和法国人不同，在法国文化中曾有一时期猫的形象并不太好，所以食用猫肉在法国倒不奇怪了。
至于猪，其地位变化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在猪变为家畜后，它的体型发生了巨大变化。野猪体大势沉，还有獠牙，专有一个名字叫彘，也就是封豕。射猎野猪是商代贵族的主要活动之一，“逐”表示追杀野猪；“彘”在卜辞中也指野猪。以彘为名至少在汉朝非常正常。春秋时晋大夫先毂号“彘子”，刘邦大将陈豨，汉武帝刘彻本名刘彘，左将军荀彘，这都与猪有关。
至于汉朝之后猪逐渐退出取名时的考量范围，原因还是因为它丑和脏。《符子》载豕死见梦于燕相曰：“造化劳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秽。今仗君之灵而化，始得为鲁津之伯也。”猪也觉得自己丑，竟然想一死了之。食猪在宋朝已经完全普及，苏东坡在黄州就发现，“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六畜最后的鸡，能说的实在太多，不妨另辟一章吧。
